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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郝永娟译注

【说明】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陰陽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译文】

从前颛顼(zhuānxū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kuǎikuì?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陽。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áng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陰陽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陰陽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毖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陰陽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陰陽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陰陽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毖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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