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醉杂记－清人笔记 -k8凯发旗舰

　　左道惑民，每为祸于衰世。汉之黄巾张角，元之红巾刘福通，是为祸最巨者，若在盛世，则不待其为祸，而锄之有必先矣。康熙间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托修养炼气之名，所至煽惑南中地方，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寻即置之重典，其党皆坐罪有差。道光三十年有薛执中者，藉医招摇，妄谈休咎，经给事中曹懋坚访获具奏，寻将执中置之大辟。其从执中学习坐静之宗室奕纪，及学习按摩之尚书文庆诸员均夺职降黜，是皆锄之于方萌者也。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之变，大兴林清、滑县李文成为首，发难于宫禁，响应于鲁豫，幸擒治迅速，不半载而就平。是乱事已成而发觉尚早，犹不足为患也。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乱，始由皖人刘松传习白莲教，以治病惑众。其党刘之协遂谋不轨，继之者聂杰人等起于楚，徐天德等起于川，势益蔓延，征剿九年，始得肃清。道光末年粤匪之乱，洪秀全附会天主教，聚众起事，残破十六省，扰乱十五年，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是以疏玩酿成巨患，竭全国之力，迟之久而始克之者也。最奇者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所谓大师兄者其伎俩不如朱方旦、薛执中之足以接近士类，其声势不如刘之协、林清、洪秀全之布遍中区。而狂悖之载漪辄欲倚以举事，昏谬之徐桐、刚毅诸人并从而附之，遂致扰乱畿辅，启衅强邻，以促危亡之局。左道惑民之为祸烈矣哉。

　　满洲从龙诸彦，犹汉之丰沛南阳，其恩遇最优，然诰诫亦殊严切。乾隆五十年，上谕：“向来满洲之习举业者，其文义本属浅陋，及幸登科目，列名翰苑，问以文学，则曰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问以骑射，又曰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避而落于无用之流，朕所深恶。即从前尹继善、鄂容安、钟音、观保等在翰林中俱称出色者，止能随常办事，而于边疆重务并不能经理裕如。虽其中鄂容安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读此可见承平日久，仕路渐多庸滥，满人叨幸尤深，君上固灼知之，亦未尝稍有偏徇也。自古化民成俗，必以崇俭黜奢为要务，遐稽盛世，往往于民间日用之微皆关宫廷，仅虑诰诫甚详。觇世运者当纂录之，以昭美化也。乾隆元年，上谕：“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俗，最近古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身罗罪戾。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嗣后务期恪遵典制，谨身节用，勿事浮华，勿耽游惰，庶免窘乏之虞。倘不知痛改前非，仍蹈覆辙，骄奢侈靡，亏帑误公，不惟恩所不施，且为法所不贷，此诰诫八旗者也。”又有谕：“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彼处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难充为虑，何堪习俗如此，民生安得不艰？朕轸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正当各勤职业，尚朴去奢，以防匮乏。岂可习于侈靡，转相仿效，日甚一日，积为风俗之忧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皆当遍行化导，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此诰诫江浙者也。”

　　元旦日食，历朝引为天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次年遂即禅位。其时和珅当国垂二十年，海内骚然，天宜有此告戒。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固亦应有先兆耳。

　　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具奏，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禁止。当奉两宫懿旨：各省军务未平，兹事可断其必无，惟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太监等假名招摇，著内务府大臣等严查究办。夫以玉食万方之君，演戏日费千金，而宫廷诰诫如此严切，自是中兴气象。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穷奢极丽，慈舆临幸，岁岁酣歌。虽以尊养为词，而国步方艰，盘游无度，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

　　穆宗好冶游，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遇翰林王庆祺，闻其歌而悦之，由是擢为侍讲，令在宏德殿行走。王既得幸，益导之作狭邪游，密进春方春册，备极淫亵，穆宗以是致疾。有人撰联讽其事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曹工词曲；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辞虽鄙俚，亦存事实。

　　穆宗既上宾，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疏劾王庆祺云：“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左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疏上有旨，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闻者快之。盖导帝出游，事有难言，此疏措词隐约，极称得体，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

　　同治中兴以后，曾文正、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虽外患渐侵，国事犹未至遽坏。至光绪甲申，恭王屏出军机，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三月有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恭亲王奕、大学士宝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录旨至此。）枢臣全遭屏斥，为前此所未有。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侍郎孙毓汶、许庚身并入枢署矣。识者以为仲堪，此举国之亡征也。孝钦自斥退恭王后，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每逢万寿，尤事铺张。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而臣工犹加意进奉，竞丽争妍。某公久任封疆，每诵“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语，以自解嘲焉。

　　光绪甲午年，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皆见于户部册报。至光绪三十四年，度支部奏岁入总数，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竭各省之脂膏，尽耗于无谓之新政新军，而危亡已悬于眉睫矣。

　　德宗愤于甲午之败，求治颇急，戊戌变政，锐意纷更，未能尽惬人意。孝钦习于旧制，二次垂帘，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幽帝于瀛台，意在废立。密询内外臣工，以觇群情所向。时则李文忠公鸿章外任粤督，行将出京，得闻密谋，痛切力阻其事。刘忠诚公坤一方督两江，电奏有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言外有期期不奉诏之意。老成谋国，中流一壶，实与文忠为响应。余作感事诗云：“垂箔重烦王母筹，武灵英气黯然收。延宗纵有冲天想，景豫难承废立谋。岂有旧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谁生感，呜咽瀛池日夕流。”盖纪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