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清）邹福保－●卷四 -k8凯发旗舰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来札：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朐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