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志－宋元笔记 -k8凯发旗舰

　　日本弥生时代和韩国青铜时代的许多文物都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特点，如韩国、日本的铜剑、铜铎，都具有这种一些特点。日本的铜剑与中国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铜剑属于同一个类型，韩国出土的石造剑，也与中国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完全相同。这种石造“铜剑”的出土，说明铜剑的制作者听说过或是亲眼看见过这种吴越型铜剑，只是因为技术失传，无法再造出相同的铜剑，只能用石头磨制出他们心中的“圣物”。不过，无论如何，都可反映出吴越青铜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韩国与日本出土的铜铎类型，最早也出现在中国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九，韩神话与中国南方神话的关系

　　在韩民族图腾神话中，卵生神话占有重要的一席。据《三国遗事》载，韩国的朴姓就是卵生的，赫居世是卵生的，朱蒙是卵生的，六个伽耶国的国王也都是卵生的，而且这些卵都是从天而降，放出五彩光芒。这卵是谁下的呢？韩国神话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既然从天而降，又能放出光芒，我们姑且将它称为“太阳鸟”。在中国长江下游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过一个用象牙雕成的艺术品，上面有两只面面相对的鸟，它们中间便是一轮燃烧着的太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一把骨匕首的把柄上，也雕刻有两组太阳鸟的形象。这说明河姆渡人历史上是崇拜太阳鸟的。韩国的卵生神话很可能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更为奇怪的是在中国白族的语言中，赫居世（弗矩内）的意思就是“太阳鸟”，而“汉城”（徐伐）一词的发音就是“政府”的意思。至于“白马”、“白鸡”作为吉祥征兆的说法、鸡龙神话的主题，在中国南方神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表述。为什么这两个民族的图腾神话如此相似？除了同源，似乎没有更好的答案。

　　十，韩（日）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的比较研究

　　在韩民族中，人名、地名的前面经常使用“高”这个冠词。如高丽、高朱蒙等等。日语中，这个冠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有一个地区，这就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据史料记载，这里的人在人名、地名前面也经常加上这样一个冠词。人名如“勾践”，地名如“姑苏”等等，从史料记录看，中国南方的这种用法是比较早的。我们从人名、地名、族名的地理移动，即可判断出中国吴越文化的走向以及它与韩、日文化的关系问题。再如从稻作文化称谓看，中国吴越地区将大米叫“稌”，发音与韩语的“?”基本相同，野生稻叫“秜”，与韩国将混在大米中的带皮的稻子叫“?”，发音也大体相同；吴越民族把水田叫“那”，而韩语叫“?”，发音也大体相同。在青铜文化上，《越绝书》中将炼制铜剑的地方叫“姑渎”，而韩语将灶叫“???”；中国南方将刀叫“葛党”，韩语叫“?”，发音也大致相同；中国南方将铜矛叫“物卢之矛”，这“物卢”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一直搞不清楚，其实，物卢的古音就是“??”，所谓的“物卢之矛”就是铜矛。

　　十一，韩民族稻作文化的南来

　　作为一个久居东亚的古老民族，韩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它居住韩半岛的历史至少可上溯三、四千年之久。在它的文化中，又确有许多北方因素，因此，传统史学一直将它视为真正的北方民族。但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韩民族无论是它的生产习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还是它的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语言艺术，青铜文化，甚至包括这个民族典型的体质特征，都与南方文化相当接近而与北方文化相去较远。诸如生产上的南方型稻作文化，农业信仰上的稻灵鸟崇拜：服饰方面的穿贯头习俗，纹身习俗：饮食上的发酵型菜系，食生习俗，食犬习俗，食米习俗；居住方面的居干栏习俗：婚姻生活中的婿留妇家婚等等，等等，说到底，基本都是在南方民族中常见的习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真是南方民族，那么，他们从何地迁来，又是什么时候迁来的呢？

　　我认为韩民族——也就是中国的百越民族，第一次进入韩半岛的时间是距今3000年左右，它的基本标志，便是韩半岛稻作文化的第一次传来。从考古学来看，不但韩半岛的水稻是这一时期传入的，就是韩半岛的稻作生产工具——有肩石斧及半月形石镰，也是这一时期进入韩半岛的。而这些生产工具的最初源头，则是中国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地区，时间在7000年以前，这一点考古学界并没有任何异议。

　　百越文化第二次进入韩半岛的时间是中国的秦代（公元221-206年）。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韩半岛，能说出名字的就是历史上的辰韩。《后汉书》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故或名之为秦韩。”以前一说到从秦国来，很多学者都会立刻想到他们来自离朝鲜半岛最近的齐国或者是燕国。但从方言学的角度看，《三国志》已经声明：他们虽像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也就是说，他们所用的方言决不是齐国或是燕国的方言。这就肯定了他们来自齐、燕的可能。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三国志》说他们有“压扁头”的习俗。这种习俗在齐国、燕国都没有，也说明他们不是来自这两个国家。压扁头习俗最早出现在山东，以后向南发展，达到江苏、安徽一带。也就是说，从压扁头这一习俗来看，辰韩人有可能来自山东、江苏或安徽一带。但“非但燕齐之名物也”的说法，又排除了他们来自山东的可能，剩下的只有江苏和安徽。

　　再说秦始皇，他统一中国后，便加强了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三国志》中，辰韩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就反映了这种同化的结果。因为这些话都不是标准的“秦语”，所以《三国志》的作者只能说是“有似秦语”——有点儿像秦语。那么，他们说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呢？《三国志》的作者无意中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正像《三国志》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东方人名我为阿”（东方人将自己叫阿）。当然，这个东方绝对不是指齐国、燕国或是鲁国。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历史上并没有把“我”称为“阿”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只出现在江苏、安徽、浙江等东南沿海一带。如现在的上海人仍将我称“阿拉”（a:la）。在中国长江下游的方言中，在称呼前面经常要加上一个“阿”字，如“阿爸”、“阿妈”、“阿哥”、“阿妹”等等，现在这个“阿”字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冠词，但最初则有“我”的意思。韩语在人的称谓前也常使用“阿”（?）这个音，如阿里郎、??、??、???、???等等，这是否与中国长江下游的百越文化有关呢？我认为值得研究。说辰韩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另一个证据便是《三国志》说过这样一段话：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辰韩人把乐浪人叫“阿残”，这其中，“阿”就是“我”的意思，“残”就是“残部”或“部下”的意思。也就是说，《三国志》的作者认为，在辰韩人看来，乐浪人原本就是他们的部下。他们以前都生活在一起，是同一个民族，以后才因为什么缘故而彼此分开。当辰韩人进入韩半岛后，并没有受到常见的冷遇，而是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乐浪人把他们当成亲人，马韩人还送给他们最平坦的土地。此外，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虽然在韩民族身上尚存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这与元代蒙古人的进入有关），但据人类学家研究，其实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一带的人种仍然是最为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