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窗春呓（清）欧阳兆熊　金安清 -k8凯发旗舰

　　西人兵法至严，而养之至厚，其月饷多于中华数倍。虽一队千人十死八九，其一二成尚且直前不退。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分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厉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加以规算测量，故能致远中命。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此法律之精严，中国不易学者一也。

　　西酋奉命出疆为全权大臣者，行止皆可自决。其督兵时，临阵行伍开仗，每于未曾定计之先，广咨博访，必集众人所见，择善而从，虽走卒末寮皆可预议；及既定策之后，即王公贵人不能摇撼，一切无知浮议，更屏而不顾。故下情无不上达，而善策不能中挠。敌之山川形势，兵将强弱多寡，城郭之远近平险，必先期侦探确实，宣示各兵，皆能胸中了了，更授以地图，临时再三申诫，令众心为一心，操有胜算，方肯举动，从无盂浪从事之时。此用兵之详慎，中国不易学者二也。

　　西洋旧制，除临阵死亡无论外，凡所获之囚，伤者医之，死者殓之，生者养之，绝无摧辱凌虐之事。两兵相交，使命往来，不加梗阻，一树白旗，立即止仗，不得无故伤害。逐日战事，准局外士人随笔纪载，无所为讳饰。为将之胜败，苟布置实非其罪，为众人所原，各国皆可录用，如现在法国麦马韩之类。此待人忠厚，中国不易学者三也。有此三长，故其人心精力果败少胜多，此皆船坚炮利之所由来，必兼此三者而船坚炮利始克收其成效。否则，孟子所谓兵革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将法律之精且严者，本也；轮船大炮之利且远者，末也。有本而无末，虽制挺可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有末而无本，虽强弩不能穿鲁缟矣。谈洋务者，于西人之根本长技，独不一深长思之，何哉？

　　夫今日我之大清国，大有为者实有三焉。列祖列宗深仁厚泽驾乎三代，故三藩之变、川楚之变、发捻之变，皆系扰及半天下，而民心顶感，浃髓沦肌，非若汉、隋、唐、明一旦有土崩瓦解之势。两宫皇太后十余年之任贤使能，削平大难。

　　中外上下各官皆凛凛奉法，无一骄恣专擅贪婪玩忄曷者。吏道之澄清，尤胜于承平二百年之际，既无尾大不掉之患，亦无积重难返之忧。洋人之在内地，一有不善，此间攘臂大呼，千人立应，无甘心受其窘辱者。即远而寄居海外如旧金山之类，衣服冠制至今不改华风。此乃民心固结之大可为者。本朝经入之款，康熙时只二千数百万，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关税盐务加至四千二三百万，下迄嘉庆、道光，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后，海内以次肃清，各海口渐增洋税，多至一千一二百万，各省厘捐多至一千七八百万，共增银三千万，为自来所未有。其旧入之四千二三百万，虽欠解者多，亦尚可收至三千万。合新旧两款计之，已及六千万。

　　果能省费得宜，处处核实，以今视昔，国用不患不充。此经费从容之大可为者。

　　承平时，民不知兵，绿营固多偷惰，即旗兵亦迥不如前。自军兴以来，先后二十年，各省人民皆有衽金革而不厌之意，挑濠筑垒，制造枪炮，无不视为常事。倘能精选勇健勤以训练，虽未必能取胜于各洋，而中土乱民无由动作。此营伍奋励之大可为者。具此三大可为，而九重宵旰忧勤，尚鳃鳃以未雨绸缪安益求安为念，此真古圣王之用心矣。

　　伏思顺治以来，列圣实录尊藏大内，非臣下所能窃窥，宝训则遍赐大臣，即会典律例亦已多半详载。从前每立一法，每定一例，列圣苦心酌度，为子孙万世计者，包括无遗。使今日中外大小臣工，皆能细究官书，洞明例义，则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自能无偏无倚，可以垂久，可以自强。未便以嘉庆以后，中外各衙门拘泥律例，致胥吏弄权之一二事，遂并远年祖宗成宪为不足法也。溯查顺治年间先后三藩之变，一时国势固岌岌可危，即康熙时，伊犁之准噶尔尚为敌国，上烦圣祖仁皇帝三次亲征漠北。雍正一朝，防兵只到巴里坤，屡次出关，我军大败，西北边外之寇患，无时不战，无岁不争，更甚于今日东西两洋十倍矣。两朝圣主惟以培养内地元气，修明中外政事为急图，使民心大定而兵力自强。至乾隆初年，准夷内乱，我师兵不血刃，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此即固本待时，尧舜之成效具在，未闻世宗宪皇帝以上圣之姿，耻于退让，急急于穷兵讲武也。即乾隆六十年中，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诸大役，高宗纯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而方略所载上谕，刻刻以罢兵息民为念，务在以仁为治，以德服人，此万古帝王圣圣相传之心法。有一日之天地，即有一日之道理，举世戴高履厚、食毛践土，苟非不具人心者，孰得而违之乎？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今人但知西人处处恃势，处处恃强，而不知平日优使其民，信使其军，仍不能逃出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误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唯其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今欲与之角逐，求其富强之效，必先探其富强之源。究竟各国得力之实际，乃由于军民一心法令严整乎？抑仅在于船炮猛烈所向无前乎？苟能执其两端而详辩之，则朝廷之上，整饬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于道谋筑室矣。盖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此古语也。然一日无备则不可，一旦必强则亦有所不能。人生气禀强弱各有不同，即欲转弱为强，亦必先为保养精神，调和血气，加以逐日练习筋骨，方可望其力足气雄。若急服壮药以戕其身，多购利刃以助其势，一旦两相搏斗，力既不能举其器，气亦不能持其久，虽求其支吾扌耆柱而尚有所难，而平日本身元气因此内伤，已悔不可追矣。总之，立国之道，武事不可不修，而政令为之本；外患不可不备，而信义乃其根。蒙恬以三十万众攘匈奴于北边，汉武使五将军更番出塞，兵力可谓雄矣，而单于内附乃在宣帝之时。隋炀征突厥、征高丽，旌旗车马亘数千里，国威可为震矣，而渭桥受抚乃在唐太宗贞观之年。即近日普鲁斯之攻佛郎西，其未举兵之先，受法人之欺辱不下六七十年，普君但知激励本国民心，讲求本国政令，使小民共感其上，乐为之死；而又广求将相之才，推诚以任之，上下内外，恩信固结，如共一身；其出征之兵将，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故有进无退，视死如归，始能成此不世奇功。

　　使普鲁斯不于内政用心，专恃造船制炮，张皇四播，先为法人所觉，必别出新法以驾乎其上，则普人之挫灭久矣，尚何能一泄其忿哉！拟之汉、唐以来及乎本朝之往事则如彼，求之泰西各国先后用兵之近事则如此，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后其末者。伏愿我两宫皇太后，思古今之全局，继祖宗之贻谋，先保元气，以恤民生，大整吏治，以维邦本。盖抚剑疾视者，匹夫之勇也；修德待时者，大圣之智也。